陈 晨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国际公认的普及化发展阶段。然而，纵观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虽然教育系统日渐发达，却普遍存在着“学习危机”，很多国家和地区仍未能建立起有效支持学习的教育系统[1]，其中一个表现维度就是“糟糕的学习效果本身”。目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在学校应该产生的学习效果往往难以达到”[2]。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大学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体和对象，大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水平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体现，也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基石。”[3]在此境遇下，探究优秀本科生这一群体就有其特殊意义，这不仅能够发挥学优群体正面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而且也能够进一步反思当前大学教育在资源配置、目标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适切性。
有关如何形成“优秀”的议题目前已经形成了众多理论与研究。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伴随着增值评估理念的盛行，研究者普遍认为情境性因素会影响本科生的发展，在个体不断走向发展和卓越的历程中，个体因素(如个性特征、学生从事任务的方式，以及实践和动机)和环境因素(环境对个人发展和实践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或经验)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综观以往研究，聚焦优秀本科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3条研究路径。
第一条路径根植于心理学研究，着重探索个体心理层面的含义和结构。但这一研究路径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在大学生的心理动机层面，不利于考察学生与环境的互动经历。在教育情境中，学生的学习经历必然要受到个体与环境两个方面的影响，并通过两者的互动才能实现。若缺失对环境及个体—环境互动关系的考察，就无法全面理解本科生的学习体验，也不能为改善外部环境提供参考。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常常在学生自评报告之外增设教师问卷、课堂观察表等一系列的测量手段以考察本科生在具体情境中的表现[4]。但是，这些辅助措施只是在测量层面增加了对影响因素的考察，并未建立解释个体与院校环境的互动逻辑。
第二条路径沿袭着社会学的人文关怀，关注家庭背景在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教育方式等先赋性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例如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高等教育的分层同样发生在最好的学生群体中，雷德福(Radford)[5]证明，即使控制其他变量，同样高的学术成就和大学准备也不会抵消社会经济地位(SES)对学生的大学目的地进程或入学结果的影响。有研究者[6]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理科优秀生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学业自我概念，其学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故其学业表现更为优秀。
第三条路径则体现着教育学实践性的学科色彩，该路径不仅看到家庭以及学生个体因素，更强调学生与院校环境之间的社会互动，关注院校培养对本科生质量的引导和提高。例如蒙蒂罗(Monteiro)[7]等研究者通过访谈的方式对33名优秀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进行研究发现，我们需要对诸如“优秀”“卓越”等概念采取多维度和动态的观点，并且他们认为存在各种可能的途径和环境来实现大学生的卓越，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不断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进行互动共同作用于他们的发展。谢爱磊[8]通过研究发现在优秀大学生成长的过程之中，大学教育和生活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谢爱磊还认为优秀大学生的发展是其与大学教育与生活中的环境持续、多方位互动的结果。随后谢爱磊[9]又专门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探究优秀大学生的成长之路。他通过对部分优秀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大学生生活在由朋友、同班同学以及教师等人组成的关系网中，并且这种关系网能为他们提供即时的情感性与工具性支持，在此过程中大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也会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与使用方式。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来临，向高等教育要质量的需求更为迫切，国内许多研究者在借鉴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因素，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其目的是要寻求多种有效途径以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水平与学习质量。但在这过程中的确较多地忽略了对优秀群体的关注和探索。了解这些学业表现优秀的本科生，探究他们何以优秀？能够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带来诸多启发。故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优秀本科生在校期间的教育经历，并解释其在实现优秀道路上的作用和影响。
(一)研究对象的操作性定义
“优秀生”，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10]，“学优”即是“学习优秀”的简称。与此对应的英文词汇有“excellent student”“outstanding student”以及“top student”“high achieving student”等。本研究将“优秀本科生”操作性定义为本科期间荣获过国家奖学金的本科生。
(二)数据收集与获取
一切研究方法只为研究内容和目的服务。基于此，本文主要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近两年内荣获国家奖学金的本科生的简历进行文本聚类分析，然后对其中的16位优秀本科生进行深度的访谈。访谈主要采取半结构化的访谈策略，且访谈主题是根据阿劳霍(Araujo)[11]278等的采访指南改编而成的。在第二阶段，本研究也对访谈指南的有效性和清晰度进行了评估。参照惠特莫尔(Whittemore)[12]等学者所建议的，面试指南的最终版本由8个主要话题组成，这些话题构成了关于学生学习历程的开放式问题的基础：(1)以往的教育经历(例如“你上大学之前的学习历程是怎样的？”)；
(2)目前的学习状态和表现(例如“你能描述一下你的大学生活吗？”)；
(3)参与的工作与实践(例如“你是如何应对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的？”)；
(4)个人特质(例如“你认为自己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或特征？”)；
(5)重要他人(例如“哪些人对你的学业经历有重大影响？”)；
(6)人际关系(例如“你觉得你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怎样？”)；
(7)对学习者的感知(例如“你认为怎样才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8)专业目标及抱负(例如“你未来的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三)数据的编码分析及模型建构
对其中的16名学生进行访谈资料整理，将数据分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完成。编码过程利用Nvivo11.0 辅助完成，通过自下向上的归纳过程，最终形成属于从属关系的由最底层到最顶层的各级节点。
1.开放式编码——实现优秀的直接影响因素
开放式编码的概念类属基于扎根理论的“本土化”原则，对概念类属的命名则直接来源于访谈文本。通过对16份访谈内容进行梳理、编码，得到238个3级节点，这些节点位于从属关系的最底层，是影响本科生学习与发展的最直接因素。
2.轴心式编码——实现优秀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利用Nvivo11.0 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将238个三级节点归纳为17个二级节点，二级节点是对三级节点进行质性分析基础上的进一步归纳整合，位于从属关系的中间层，即中间因素；
对这17个二级节点进行归纳整合，得到4个一级节点，即前置性因素、院校资源与条件和学习参与以及学习品质。一级节点是对二级节点进行质性分析的结果，位于从属关系的最顶层，是本科生如何实现优秀的宏观影响因素。至此，形成优秀本科生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见图1)。
图1 本科生实现优秀的影响因素模型
该模型呈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圆环结构，中心为模型主题，即本科生实现优秀的影响因素，以多层圆环表现其影响因素具体的层次结构：每层圆环内部节点划分体现影响因素的维度范畴。由模型可知，本科生实现优秀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由4个一级节点和17个二级节点构成；
每层圆环扇形区域的大小由编码参考点数量决定，代表支撑这一节点访谈内容的多少，体现某一因素在本层所有影响因素中的影响力大小。正如图1所示，一级节点中，学习品质与院校资源和条件获得的参考点支持数最多，学习参与以及前置性因素这两个节点同样占比较大，都属于本科生实现优秀的影响模型中的重要类属概念。在所有二级节点中，学术性支持获得最多参考点支持，说明本科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学术性支持对于他们的学业影响较为重要。院校的教学质量、人脉与信息、学习认知、参与竞赛和学习动机等都具有较多的编码参考点，这些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本科生如何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实现优秀的。
3.选择编码——实现优秀的核心类属探索
“场域与行动互相影响”[13]，各影响因素对大学生行为与发展的影响是动态且复杂的。为了探究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这里要对核心类属范畴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取向进行探索。从影响方式来看，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是根据学生访谈文本中涉及的价值选择、情绪反映进行判断的。通过对编码条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优秀本科生的“学习参与”与“学习品质”状态都较为“良好”，且优秀本科生是在个人的学习参与、学习品质和其他几个核心类属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作用的(见表1)。
表1 注：数越多，表明学生发展的增值空间越大
表1 注：数越多，表明学生发展的增值空间越大
被访者多数都较强调个体的前置性因素以及院校资源和条件对个人产生的正向影响，并且学生个体有着良好的学习品质和学习参与，在此情况下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增值空间最大，大学生受益也最大。但外界的各种限制性因素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对大学生的学业产生负面影响时，由于大学生良好的学习参与以及优秀的学习品质，他们也会有较为良好的发展空间，但显然增值空间相对略小。
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在许多对某一因素(如大学环境、大学前的教育经验，甚至是学生参与、师生互动和学生的社团活动等)与大学生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中，都会得到某一因素对大学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8，但是，在讨论某一因素影响作用的重要性时，还要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重要性差异[19]30。故在具体的影响方式上，本研究参考了帕斯卡瑞拉(Pascarella)在大学生发展的综合因果模型[14]中提出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方式，并且根据大学生主体的可及性与可支配性分为可控和不可控两种。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一)学习品质是直接可控的重要影响因素
学习品质在所有一级节点中的参考点数高达92个，是大学生在实现优秀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按编码参考点数的多少排序，学习品质节点依次包含学习动机、学业自我概念、时间管理、学业目标和策略与方法5个二级节点。在学习品质包含的92个编码参考点中，学习动机节点包含的参考点数最多，为24个。其中，个人兴趣包含的编码参考数有8个，专业提升为16个，可见，这些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更偏向于以专业为本。其次，学业自我概念的参考点数高达20个，也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节点之一。学业自我概念指的是个体在学业情境中形成的对自己在学业发展方面的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评价。已有研究也都表明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对其学习成就、学习收获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15]229。学业自我概念又包含了学习认知、学习态度以及学业评价这3个节点。其中学习认知的编码参考数最多，有11个，并且被访者对于学习都有着较高水平的认知，都比较认同大学生的核心任务以学业为主，但又不止于学业。“大学四年我都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学习，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业肯定是第一位的”(编码号-S00610)；
“学习虽不是唯一，但我时时刻刻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学习的状态”(编码号-S00210)。而在时间管理上，自律与提前规划是较为突出的三级节点；
在学业目标方面，考研、保研的编码参考数最多，一共9个；
出国深造的编码参考数有4个，但他们并不完全都基于学术与科研兴趣而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或出国深造，正如一名被访者所言：“大三我发现自己适合走业界而不是学界，但想进入好的企业都需要有研究生学历，所以我大四的整个方向就变成了一边是申请境外研究生，一边是不断刷实习经历”(编码号-S00910)。最后在策略与方法上，包含有记忆、理解以及建构3个节点，其中以理解和建构的编码参考数最多，分别为7个和4个。“我觉得最能影响一个人发展的是他在学习过程中的思考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是他如何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理解，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一个优秀的人，他必然会对自己所认知的东西跟自己学到知识，建立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框架和一个知识的体系，继而他也会变得更加优秀，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编码号-S00310)”(见表2)。
表2 学习品质节点包含的各级节点及编码参考点数
(二)学习参与是间接可控的关键影响因素
对66份优秀生的个人简历进行文本的聚类分析可知，这些优秀本科生是凭借在校期间的活动参与脱颖而出的，具体表现在竞赛荣誉、科研项目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这些活动都可归为“学习参与”。接着对“学习参与”这一核心类属下的4个节点：“竞赛荣誉”“科研项目”“论文发表”“社会实践”进行赋值，将文本转为分类变量值进行卡方检验。由表3的卡方检验可知，不同学习成就在科研项目、社会实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值平均<0.05，并且研究型大学的优秀本科生在本科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数最多，占比为60%。但作为科研项目的主持者却没有；
在教学研究型大学中，作为主持科研项目者的比例最高(占比69.2%)，但参与者却最少，只有2人(占比20.0%)；
在教学型大学中，大多教学型大学里的优秀本科生都未曾提及自己在本科期间参与或主持过科研项目(共18人，占比41.9%)；
在社会实践方面，教学型大学中的优秀本科生的参与数最多(共9人，占比39.1%)，教学研究型大学中的优秀本科生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极差最大(相差32.4%)，而研究型大学有社会实践(7人，占比为30.4%)的多于无社会实践的(1人，占比为2.3%)。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可知这些大学生之所以为优的表征——他们绝大数都是学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在各种竞赛荣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为优秀学生安排的荣誉项目以及本科生科研项目等，对大学生的学习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16]。而科研项目以及论文发表更多地受院校类型所负载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差异较为明显。以往研究都已表明，大学环境可以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参与而间接地影响学习[17]。通过对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和韩国的学生进行研究，都证实了大学生参与和学习收获之间的关系[18]。学生参与是一个增值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获得理想的结果[19]26。但学生的有效参与需要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支持，例如活动策划、经费支援和项目指导等，并且参与的程度也会受行为主义动机模式的外部刺激(包括政策文件、经济激励和荣誉标签等)的强弱刺激，故学习参与更多的是大学生在实现优秀道路上的一个间接因素，但尤为关键。
表3 学习参与在不同学校类型分布的卡方检验
(三)院校资源和条件是不可控的关键影响因素
院校资源和条件这一核心类属的参考点数高达108个。但从大学生视角而言，它是大学生在实现优秀道路上一个十分关键的但不可控的影响因素。院校的资源和条件包含学术性支持、教学质量、人脉与信息、硬件设施和学术氛围5个二级节点。学术性支持总计有45个参考点，包含有教师指导、辅导员支持以及学友、学伴互助3个节点。其实教师指导的编码参考点最多，有18个(见表4)，可见教师指导对于大学生学业的影响尤为大。以往研究也都表明教师指导在学生学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库赫(Kuh)等认为教师高质量的建议与学生的成功呈正相关[20]。泰勒与伯克席尔瓦(Taylor &Burke da Silva)指出，对学生工作的相关信息反馈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21]。此外，凯(Heng)发现教师的行为，特别是他们对学生的支持和反馈，对学生学业成绩有较强的正向影响[22]。由于被访者都是大学生，自主意识和主动性都较强，无论是来自教师、辅导员还是学友们指导和帮助，这些学术性支持的性质都与中小学阶段截然不同，更多的是扮演着“脚手架”或“助力器”的角色，正如一名被访者所言：“我的老师或者我的学长，他们可能更多地给我一个信心上或者是方向上的指导，有他们成功的经验在那里，你就能够参考和借鉴，少走很多弯路(编码号-S00311)。”当然，教师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除了来自对学生学习指导方面，还集中于教师的教学因素，这就涉及教学质量这一节点，其总计有25个参考点，说明教学质量对于他们的影响同样较大，并且教学质量包含了知识结构与素养、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和教学态度4个三级节点。已有研究也表明，在教学领域，越是最接近于执行的教学部分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越大[23]。但在访谈中发现，这些学生对于教师教学的评价褒贬不一，相比较于教师的知识结构与素养，这些学生在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方面负面情绪较大。“我最想吐槽的就是那些很随意的老师了！就是老师来上完课之后就走了，在我看来他就是把教学当成一种任务，他只要完成那几分钟就好了，其他的都不管(编码号-S00210)。”“讲投资学课的老师她自己没有任何实操的经验，所以讲的掉书袋，只照着PPT，照着书本念，一点都无法吸引人(编码号-S00310)”。
此外，人脉与信息节点的编码参考数有19个，其包含的三级节点有校友、老师和企业。这显然是按照人脉与信息事件的发生源进行分类的。访谈文本中涉及的人脉与信息都围绕着保送研究生以及去就业两个事宜展开。这些学生更善于利用所处的环境和资源，他们对于信息的嗅觉更为敏锐，并充分利用校友圈子、师友等的强弱关系，实现自己的学业目标。“学术界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申请硕博连读方面很大程度都是看大家的connection(编码号-S00219)”“在当代，信息资源是最重要的，谁最先拥有，谁获得的机会就会越多(编码号-S00313)”。在硬件设施方面，其包含图书馆、实验室以及课堂设备这3个节点，其中图书馆的编码参考点最多，为7个，可见图书馆资源对于这些大学生学习的影响。当然，院校资源和条件不仅仅包括可见的硬件设施，学习氛围作为一种文化性的软资源，同样也可作为支持性的学习资源，并且有证据表明，对学习氛围的积极认知与更高的学术成就呈正相关[24]。在本文中，学习氛围作为二级节点，其编码参考数为8，且被访者对于自身所处的学习氛围多以正面评价为主。“周围同学学习都很努力，这样就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压力，也带来一定动力，告诉自己也要努力，不能落后(编码号-S00317)”。
表4 院校资源和条件支持节点包含的各级节点及编码参考点数 (个)
(四)前置性因素是间接不可控的影响因素
前置性因素包含有人口学特征和性格特质2个节点，总计有33个编码参考点。人口学特质包含有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以及家庭教育4个三级节点，在前置性因素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教育对于学生影响较大，编码参考点比较多(见表5)。尤其在家庭教育方面，被访者中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父母管教从小都较为严格，对于自己的学业要求和学业期待都很高，正如其中被访者所言：“我爸爸对我学业一直都很关心，即使我现在都上大学了，他还会关心我的绩点分，毕设之类的事情(编码号-S00344)。”此外还有一种“放养”型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我父母从小到大在学习方面都过问的不多，但他们一直都很支持和尊重我的选择(编码号-S02310)。”
相比较人口学特征，这些学生在性格特质上的表现也较为凸显，其编码参考数高达19，并且包含内向的完美主义、自我挑战、以及经验的开放这3个节点，它们的编码参考数分别为3、7、9。内向的完美主义者中，内向更多的指人际互动的低倾向性，完美主义指的是不断追求卓越以及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见表5)。但与以往研究发现不同，内向的完美主义者并不总是将错误视为失败[25]，表现出负面的影响，他们也会将错误用于增长机会。“无论课题项目，还是毕业设计，只要是我接手了，我就会想尽办法做到最好，我会自己慢慢地领悟，不断琢磨”(编码号-S00340)“我会反思自己没有成功的原因，不断试误，总结经验”(编码号-S00110)。此外，多数的被访者更多地表现出“自我挑战”和“经验的开放”这两种性格特质，他们具有较强的成长性思维，故对于其学业发展的影响也较大。已有研究也表明学生的性格特质具有良性和开放性，与其学术成就呈明显的正相关[26]。正如被访者所言：“我喜欢接触新事物，不断地挑战自己，这也让我的自信心不断增长，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编码号-S00420)。”具体节点信息见表4。
表5 前置性因素包含的节点及编码参考点数 (个)
本研究发现，这些优秀本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个体的前置性因素以及院校的资源和条件对他们多发挥着积极的正向影响。在此境况下，倘若他们又具有良好的学习品质和高质量的学习参与，其成长和发展的增值空间最大。其中，学生自身的学习品质是直接可控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习参与是间接可控的关键影响因素，院校的资源和条件是不可控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包括学生特性特征在内的诸多前置性因素都属于间接不可控因素。结合以上研究内容与发现，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注优秀本身还是变得更加优秀？
本研究发现，这些优秀本科生会对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被环境所影响做出积极的行动和反应。他们对学习环境的评价普遍较高，对于院校环境和信息较为敏感，能够从课程学习、人际交流、项目与实践机会、制度环境和学习氛围中普遍性地获益，会积极地抓取周围环境中的资源，实现知识和能力的不断发展。这表明“优秀”概念本身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在“事上磨炼”的历程中得以体现，它同时也是内外力、各种可控与不可控因素的集合。这一结论也较为符合发展的人才语境范式，即“优秀”或“卓越”都不是人头脑里的静态品质(能力)，而是内部和外部的几种力量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汇集的结果。当然，从差异发展的角度来看，优秀或卓越的表现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新兴的、不断变化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产生不同的分化。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教育在学生综合能力发展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特恩伯格(Sternberg)提出的“成为优秀”的中心思想这一观点同样挑战了“天赋”或“优秀”实际上是“真实和永久的东西”的旧假设[27]。优秀或卓越都不能被概念化为在某个时期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培养过程。大学教育是一个充满灵活性、创造性的过程，它关注的并不是优秀的学生本身，而是思考与助力如何让学生变得优秀。它需要关注学生其学业生涯的每个时间点，必须有足够的且易获取的诸多内生和外部学习资源[28]。这一切都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学业性支持以及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学生的发展过程就可能被延迟或导致失败。
(二)如何保持优秀的增值与可持续性？
本研究还发现，这些本科生之所以学业表现优秀，并不仅体现在其学业成绩上或智力测试方面，他们多数还都有着良好的学习品质和较强的学习参与，并且都较为强调个体的前置性因素以及院校的资源和条件对个人产生的正向影响。若以上情境性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本科生的成长和发展的增值空间也会实现最大化。但对于如何维持优秀的增值以及可持续性这一问题研究者却鲜有关注。正如研究者[15]228提出的，优秀生如果不给予充分、及时的学业支持就会沦为“平庸”，根据西蒙顿(Simonton)[29]提出的人才发展的突现模型(emergenic-epigenetic model of talent development.)同样预测出优秀人才或禀赋特异的人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这要取决于个人的发展时间，持续参与的机会以及相关的人口特征。这都说明了优秀人才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是完全一次性教育事件的结果，它需要关注持续的学习途径，并且这些途径要针对特定领域的高成就和卓越的完整发展轨迹。就实现优秀的可持续性而言，这种优秀的内涵必然十分丰富，更具包容性，这就要回到大学生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上，因为大学生优秀的实现与保持归根到底是大学生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在叙述自己的大学经历以及收获时，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课程学习、参赛经历、社团生活、升学或工作这几项，并且其成长与发展的衡量更多的是由学业成绩、荣誉奖项、保研或者出国深造等诸多可见的学习成果[30]。可见中国大学生更倾向于关注功利导向的学习目标，他们的学习动力也更多的是由经济激励、荣誉授予和资格参与等构成的外部刺激驱动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更多的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公民精神等具有通识教育蕴涵的教育目标与项目活动贯穿于本科教育中。例如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为学生应对21世纪的挑战，列出了学生必须获得的学习成果，这其中就包括了个人和社会的责任、包括地方的和全球的公民知识和公民参与，跨文化知识和能力，道德推理和行动，终身学习的基础和技能等[30]，并关注大学生全球领导力的培养和锻炼。本研究中，只有一名被访者叙述到：“真正优秀的大学生不仅要有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还要拥有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一个比较大的视野。他要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用整体的目光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大学生涯，看到未来(编码号-S00510)。”在本文的访谈案例中，鲜有本科生将自身个人的优秀归咎于“可见的学习”之外的某些因素，这虽然与当下大学受到传统的心智训练和市场经济实用需求的双重拉扯有关，但倘若真正的实现大学生发展的可持续性，大学生心理、人格乃至精神境界与格局的发展就需要得到同样的重视。这无疑对当下我国大学教育的目标、教学和课程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探究基于本土的高影响力教育实践对于转优的必要性
在以上优秀生影响较大的诸多教育实践中，鲜有涉及大一新生研讨、通识和整合学习、学习共同体、顶点课程等国外高影响力教育实践项目，尽管它们都被认为对于促进大学生实现优秀的学业表现具有显著的影响[31]。一方面是由于中外本科教育制度及文化上的差异所致；
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了学习共同体、顶点课程、社区/服务性学习等教育实践在我国本科教育以及学习评估中的缺位。随着院校影响力与大学生发展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者也逐渐关注本国高影响力教育实践问题，例如研究者[32]基于全国高校调查数据，发现了包括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管理制度、规制与参与相互交融的课堂教学方式、强化课堂场域外师生互动等在内的六大高影响力教学实践。还有研究者[33]探究并总结了我国研究型高校中高影响力教育实践的4个特点：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学习任务涉及知识面广，需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生合作完成，教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但总体而言，关于此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更多的以引进、介绍或借鉴国外研究居多[11]263，而旨在尝试明晰和验证中国本科教育中的高影响力教育实践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结合本研究，笔者认为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根据实践的主体不同，可分为两种视角：一是学生参与和体验视角，二是院校资源条件创设的视角。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不仅学生参与的各种项目竞赛、科研活动和社会实践等对于其学业影响较大，属于高影响力的教育实践；
院校所提供的各种学术性支持、人脉与信息以及学术平台等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发展，同样属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的范畴，并且这些教育实践对于优秀大学生的培养至关重要。这启示研究者应更多的基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从学生与院校资源互动的角度对“高影响力教育实践”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它并不是形式单一、内容固定的某一种或几种教育活动，而是促成多种教育因素相互影响、良性互动的载体以及大学生实现优秀、获得良好发展的重要平台。它的实现也不是一蹴而就，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它需要教师、院系乃至社会各部门联合进行统筹规划、利益抗衡与资源整合。总之，加强关于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实践研究，实现高校高影响力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为每一位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实现优秀的机会与资源，应成为高等教育领域迫切需要回应的现实课题。